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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谈判陷入僵局，最终在后一任福田赳夫政权时期的1978年8月才得以签订。不过，递送亲笔信可以说反映出了重视1972年9月邦交正常化后对华关系的三木于在任期间缔结条约的强烈意愿，也是印证当时微妙的日中关系的史实。
南村长年来在日中之间起到桥梁作用，其证言被收录在纪念条约缔结40周年而出版的《日中外交之幕后六十年 转递三木亲笔信的日本人回忆录》（川村范行、西村秀树编）一书中。
南村在1974年12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来到东京都内的三木家中，接过了写有致“周恩来总理阁下”的密封信件。据称，三木就亲笔信内容解释道：“我一直以来都希望由自己亲手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信中写着我会努力的，一定会签署的，所以请周总理也鼎力相助。”
南村在几天后飞抵北京，把信件交到关系亲密的廖承志手中。他在大约1周后收到写有致“三木武夫总理阁下”的周总理回信，回国后送到了东京都内的三木事务所。
虽然不清楚回信的内容，但据称廖承志曾说过三木可能签不了条约。事实上，中方为了牵制关系恶化的苏联而强烈要求在条约中写入反霸权条款，但希望避免对苏关系出现恶化的日方表示为难，条约谈判因此陷入长期化。
南村回顾称：“中方好像是看到政权内有许多亲台派、亲苏派，所以认为三木很难签订条约。当时的分析能力很强。”
在佐藤荣作政权末期的1972年4月，三木访华并与周总理举行了2次会谈，为大约5个月后的日中邦交正常化铺平了道路。当时的会谈也是由南村促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