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不久前，笔者二人结束在日本的短暂考察，此行对日本多所高校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中日学者进行了拜访，还到了永田町和霞关日本中央省厅与政党所在地等，近距离感受日本当前的政治生态。一个突出现象是，参加涉华学术会议的日本学者多是些老面孔，其中多数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留学或生活过。而日本年轻一代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中，有相当比例没有在中国长期生活或者留学的经历，有的甚至是在美国积累的中国研究经历。可见，当前日本学界的“知华派”正呈现明显的“老龄化”趋势。
外交层面亦是如此。日本虽于2022年在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下设制定对华中长期战略的“战略班”，但从实际的对华外交人员来看，曾经精通中文并在中国有研修经历的“中国学派”外交官陆续淡出日本政坛或被边缘化。在“知华派”人士恐现断层的当下，日本不仅对中国释放的外交信号可能产生误判，长期来看，甚至可能对中国产生错误认知，进而加剧两国之间的安全困境。
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中，如果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日本“知华派”人士可划分为两代。第一代“知华派”人士活跃于战后初期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蜜月期，他们大多经历过日本侵华战争，并对日本对华欠下的历史罪孽具有负罪感与愧疚感。基于对华情感与政治立场，这一代“知华派”人士几乎可与“亲华派”画等号。检索1949年至2010年的《人民日报》后可以发现，共有601位外国人士被《人民日报》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国籍看，日本人最多，达111名，其中不乏老一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挖井人”。
这一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变化。1993年，自民党结束维系38年的长期执政，1996年，长期友华的社会党进行改组，此时的日本政坛也实现世代更替。政坛的剧烈震荡和权力更替波及日本的对华政治生态，新一辈“知华派”群体出现分化。一方面，部分第二、三代政治家（如鸠山由纪夫、福田康夫）接续父辈的亲华传统，成为推动中日友好、妥处两国分歧的新一代“知华派”；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结束以及美国对台战略转向，日本产生了一批“亲美友台”人士。相较于上一代，9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华派”在对华态度上不再具有浓厚的“赎罪”意识与“助华”情怀。
当下，“知华派”在日本陷入两难境地。例如，自民党内被称为“鸽派”的前“宏池会”二号人物林芳正在去年参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有极端声音曾称“正因为他知华所以选不上”。这种极端言论折射出日本“知华派”群体如今的尴尬处境：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知华”本应成为日本政界的宝贵“储备金”，但“知华≈亲华”的污名化论调，却极易让这类人士陷入争议漩涡。
此外，日本的“知华派”还面临其他困境。随着上一代“知华派”离世或淡出政坛，新一代“知华派”再难形成群体效应以应对日益右倾化的政局。而且，在官僚体系内，“知华派”逐渐被边缘化，不再居于日本外交决策的核心圈层。在安倍晋三执政期间，他刻意任用非“知华派”人士担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等要职。安倍去世后，这一情况依然如故。2024年，金杉宪治成为7年来首位非“中国学派”出身的驻华大使。日本前驻华大使垂秀夫曾坦言，继自民党前干事长野中广务（2018年去世）、二阶俊博（2024年宣布不再参加众议院选举）之后，日本政坛已难再有对华沟通的强有力人脉。随着近年来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加之日本社会惯有的“读空气”式舆论环境与“忖度”的政治文化，“知华派”人士逐渐不敢公开客观表达其真实的对华态度。
面对日本“知华派”的代际嬗变与现实处境，期望日本能与中方一道，为日本“知华派”人士的成长与发挥作用创造更友好的环境。首先，日本媒体需摒弃对华认知的“负面滤镜”，以客观、理性态度呈现中国真实的发展面貌，减少对民众，尤其是年轻人赴华的心理误导，降低他们“用脚丈量真实中国”的心理门槛，助力他们形成对中国现实的客观判断。其次，期待有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可以珍视并赓续上一代“知华派”人士与中方结成的传统友谊，引导相关群体主动倾听、理解彼此关切，共同探索并构建中日关系新型叙事。最后，期待日本能够正视“知华派”人士在中日关系中的独特价值：即使当前处境困难，这类群体仍是可以在关键节点发挥作用的“减震器”，应主动为“知华派”人士提供支持，助力他们在中日危机管控和多层次交流中继续发挥桥梁作用。
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日本“知华派”人士的现实困境也折射出中日历史认知的裂痕。如何正视历史、继往开来，使日本重新客观校准其对华政策，将是中日两国的共同课题。（作者洪云鑫、邵景楷分别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