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近日，韩国广播公司（KBS）播出的一部名为《洞察：人才战争》的纪录片，将韩国顶尖人才扎堆涌入医疗行业，而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人才短缺的现实赤裸裸地呈现在公众视野；与此同时，日本也在与印度洽谈计划未来五年引进5万名印度高技术人才，以填补国内信息技术（IT）和工程领域的劳动力缺口，却引发国内激烈反对。日韩两国的“人才焦虑”已然演变成了肉眼可见的显性危机，要找到破解这一困境的出路，首先需要厘清其背后交织的共性成因与各自独特的结构性难题。
整体上看，日韩两国的人才短缺并非由单一因素造成，而是人口、社会、制度、教育等多重矛盾相互叠加的结果。两国既面临着跨越国界的底层困境，又因发展路径的差异存在着独特的难题。
在共性方面，人口结构失衡与社会价值取向偏差，构成了两国人才危机的“基底矛盾”。作为全球少子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两个国家，日韩两国的劳动力总量正持续萎缩。日本因人口规模缩减，不仅消费市场日渐萎缩，投资吸引力也随之下降，制约了其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韩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已降至2%以下，据预测到2040年可能仅剩0.1%，“技术强国”的地位正面临严峻挑战。劳动力基数的不断减少，使得高端人才的“存量争夺”愈发激烈，导致STEM、IT等战略性领域的人才缺口难以通过国内填补。与此同时，两国社会也都存在“重短期回报、轻长期创新”的职业偏好，例如韩国人疯狂追捧的医疗行业有着高薪资、高稳定、高地位的“三高”优势，日本学生则执着于“名校—官僚/大企业”的精英通道，这类价值取向直接导致理工科、基础研究等领域出现“吸引力塌陷”，造成了严重的“人才错配”。
而在差异方面，日韩两国因产业结构、制度设计、改革阻力的不同，面临着截然不同的人才难题。韩国的核心问题，在于医疗行业对STEM领域人才的过度“虹吸”。韩国专科医生的平均收入约为韩国人均收入的6至7倍，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位居第一，加上医生职业受政府制度保障，抗经济波动能力强、社会声望高，已在韩国社会形成了“成功职业”的普遍认知。2025年韩国普通高校招生数据显示，医学院报考人数同比增长约30%，而理工科院校的入学申请人数却同比锐减约38%。对此，韩国政府曾计划医学院扩招以缓解竞争，但最终还是因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群体强烈抵制而搁置。
与之相对，日本的关键矛盾集中在“结构僵化”与“科研封闭”上。长期以来，东京大学等名校毕业生大多流向高级官僚、金融、律师等职业。同时，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的管理制度和论资排辈的职场文化，导致薪资代际差异巨大。这对青年研究人员的职业发展极为不利，奔赴美欧等地也成为了本就不多的高端技术人才的好选择。
在科研交流上，日本部分科研领域自成体系，缺乏国际交流与标准接轨，“加拉帕戈斯化”现象严重，难以吸引海外顶尖人才，也弱化了日本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话语权。此外，日本企业对新兴技术投入较为谨慎，科研投入仍偏向传统优势领域，阻碍了前沿技术的发展。尽管日本政府有意引进海外人才，但由于近年来国内右翼民粹势力炒作“外国人问题”，掀起排外舆情，导致海外人才政策的落地效果大打折扣。
面对日益严峻的人才焦虑，日韩两国需针对各自痛点精准发力，方能缓解“人才空心化”风险。对于韩国而言，解决的重点在内部，首要任务是打破“医疗虹吸”，重塑人才流向。例如在收入上，可以通过税收杠杆调整医疗行业薪酬结构，平衡医生与STEM人才的收入差距；为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战略性产业设立“人才补贴”。在教育上，扩大公立医学院招生规模，减少家庭资本对教育资源的控制；同时改革高校专业设置，将STEM领域与产业就业挂钩。
日本则需要内外同时发力，打破“制度枷锁”。在内部，逐步以绩效为导向的现代薪酬体系和晋升通道替代“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度，缩小青年与资深员工的薪资差距；同时推动企业与高校合作设立“科研见习岗位”、增加理工科博士培养名额，将科研资金向人工智能、半导体等新兴领域倾斜。此外还要注意消解社会民粹、排外情绪。在外部，则要推动科研体系与国际标准接轨，参与全球科技合作项目，为海外人才提供签证简化、日语培训、住房补贴等便利化支持。
日韩的“人才焦虑”，是发达国家在“后工业化时代”面临的典型困境。人口红利消退、制度惯性束缚、社会价值固化，每个问题都需要长期破解。归根结底，落实人才战略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重塑社会发展逻辑”的深层变革。只有打破路径依赖，平衡短期利益与长期创新，日韩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科技竞争中保持势头，避免“掉队”风险。（作者姚泽宇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