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国防报
作者：希敬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正研究对弹药等防卫装备生产设施引入“政府持有”安排，并推进政策与立法准备，计划于2027年前后向国会提交法案。根据设想，日本拟引入GOCO（政府所有、承包商运营）模式，由政府持有部分军工生产设施的所有权，企业负责日常运营。若法案最终出台，日本政府对防卫装备生产体系的直接介入可能进一步加深，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防卫产业运行方式也将面临新的调整。
强化军工管控体系
二战期间，日本陆海军直接管理官营兵工厂，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军需生产体系，并与部分财阀企业建立紧密配套关系。战败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推动废止官营兵工体系，日本由国家直接经营和管理军工生产的模式逐步终结。
此后较长时期内，日本防卫装备生产主要采取企业生产、政府采购的方式，由三菱重工、日本制钢所等企业承担导弹、舰炮、弹药等装备生产任务，政府主要通过采购和监管影响防卫产业运行，而非直接持有生产设施并组织生产。
近年来，日本持续修订防卫产业相关政策法规，为政府强化对防卫产业的介入铺路。2023年施行的《防卫生产基础强化法》，规定政府可通过财政支持、承继相关制造设施并委托企业运营等方式，维持和强化防卫生产基础。2025年，自民党及日本维新会提出或支持引入“国营工厂”、GOCO模式的相关设想。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围绕新版安保政策文件修订、防卫产业支持机制建设等议题展开讨论，并启动生产设施国有化相关立法准备，政策推进节奏明显加快。
突破战后和平体制
日本此次拟推行的GOCO模式，意味着平时由企业负责运营和管理军工生产设施；紧急情况下，政府可统一调配生产资源，以提高弹药等防卫装备的持续供应和保障能力。从目前公布的信息看，日本政府拟优先在弹药等消耗性装备领域推进改革。未来是否进一步扩大至导弹、舰船、航空装备生产设施等领域，仍有待后续政策明确。
此次军工体制变化并非孤立举措，而是日本近年来安保政策持续转向的重要一环。今年4月，日本政府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取消此前成品出口限于救难、运输、警戒、监视、扫海5类非战斗用途装备的要求，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出口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进一步扩大防卫装备出口范围。
与此同时，日本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无人系统等新技术在防卫领域的应用，加强军民两用技术融合，并深化与美国等盟友在防卫装备研发、生产和供应链领域的合作，加快完善现代防卫产业体系。从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到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再到加强政府对军工体系的直接介入，日本安全保障政策不断突破战后限制，相关调整已从作战能力建设延伸至防卫产业体系。此次推动军工生产设施国有化，将进一步加强日本政府调动军工资源的能力，并放大其安保政策调整的外溢效应。
冲击地区安全秩序
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推进防卫装备生产体系改革面临诸多现实制约。
一方面，财政压力持续增加。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增长，2026财年防卫预算约9.04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未来若由政府持续承担军工设施建设、设备维护和产能保障等投入，将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并可能挤压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财政支出。
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围绕扩大军备、修改和平宪法及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等问题仍存在不同声音。推进军工生产设施国有化，将进一步加剧日本社会有关财政负担、安全政策和国家发展方向的争论，相关政策推进可能面临一定阻力。
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近年来在防卫预算、远程打击能力、装备出口和军工生产体系等方面持续放宽战后约束，已经引发外界对其安全政策走向的疑虑。日本强化军工生产和战争保障能力，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压力。日本应正视历史教训，审慎处理防务政策调整，避免以所谓“安全需求”为名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否则只会削弱地区互信，损害自身国际形象，也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