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国防报
作者：冯常坤
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表示，在本年度修订安保三文件的过程中，将全面研讨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可行性，“不排除任何选项”。日本防卫部门负责人就核潜艇议题作出公开表态，意味着该议题从政界私下讨论和智库研究，进入国家防务政策的正式议程。此番动作是日本多年渐进式突破军事约束、谋求远洋军事能力的体现，潜在的军事扩张风险与地区安全隐患将持续凸显。
逐步突破制度限制
日本对核潜艇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2004年防卫指导方针修订期间，日本政府便在内部开展核潜艇研发与引进的可行性研究，后因核政策约束、成本高昂、技术空白及反核舆论压力搁置。此后20余年，日本未放弃相关构想，持续迭代常规潜艇技术、保留水下军工产能，并通过专家论证、政策试探逐步突破制度限制。
2025年以来，这一进程明显提速。当年9月，日本防卫省下设的国防基础强化专家委员会发布研究报告，提出新一代潜艇研发需突破传统动力局限，探索多元化动力方案。10月，日本自民党与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联合施政协议中明确写入研发适配远程导弹、支持长期水下潜航的新一代潜艇，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为研发非常规动力潜艇铺路。11月，小泉进次郎在国会公开表示，不应将研发核潜艇视为政策禁忌，主张就此展开讨论。
进入2026年，相关动作进一步加快。6月，日本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安保文件修订提案，要求日本引进、列装核潜艇，明确将其定位为搭载远程导弹、支撑远洋持续部署的重要装备。
按照既定规划，日本将在今年底完成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届时将确定核潜艇项目是否纳入正式采购与研发清单。
暗藏多重战略野心
日本将核潜艇研发定位为常规装备升级，声称其意在提升防卫能力，同时淡化装备的进攻属性与战略影响。然而，从近年日本防卫战略调整方向看，发展核潜艇暗藏多重战略野心。
突破近海防御限制，获得远洋机动能力。近年来，日本海上自卫队水面舰艇海外部署频次持续上升，活动范围由周边海域向外延伸。为实现近海防御向远洋机动的战略转型，日本加快推动水下作战布局。日本认为，常规潜艇因柴电动力限制，难以支撑长期海外部署，拥有核潜艇可填补水下远洋作战能力缺口。
提高远程打击能力，构建全域作战体系。2022年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日本在《国家防卫战略》中写入“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此后加快引进和列装远程打击导弹。日本认为，现役常规潜艇仅配备鱼雷发射管，无法批量搭载远程导弹，且受动力限制，难以支撑远程武器发射后的快速机动脱离。远程打击体系因此缺少水下这一环。核潜艇超大船体空间与持续稳定的电力输出，可适配垂直发射系统，批量搭载远程巡航导弹、高超声速武器，形成空中、海上、水下立体打击体系。
突破核政策约束，解除战后军事枷锁。受“无核三原则”等政策限制，日本不能发展军用核技术。然而，近年来，日本不断以“和平利用核能”为名，囤积核材料、积累核技术，并模糊核动力与核武器间的政策边界，意图以舰载核动力反应堆为突破口，打破发展军事核力量的限制，为全面拥核铺路。
配合同盟体系，争取更大军事自主空间。在美日同盟框架下，日本此次主动推进核潜艇研发，既是响应美国要求日本分担远洋防务压力的诉求，也是借力外部资源支持快速提升作战能力的策略。日本意图通过适配美国水下作战体系，在同盟框架内争取更大军事话语权与行动自主权。
实际推进障碍重重
从现实条件来看，日本发展核潜艇面临多重挑战，短期内尚不具备推进条件，更多是战略层面的试探与布局。
技术储备严重不足。日本虽拥有民用核电技术与常规潜艇建造能力，但民用核能与军用舰载核动力属不同技术体系，难以直接移植。历史上，日本曾建造核动力船“陆奥”号，因发生核泄漏事故，该船随后被封存，并于2001年拆除，这暴露日本在舰用核反应堆方面的技术短板。同时，核潜艇专用船坞、核设施维护码头、辐射监测与废料处理配套设施等建设也面临诸多难题。
资金投入规模庞大。数据显示，日本现役大鲸级潜艇单艘造价约4.5亿至6.5亿美元，自研核潜艇单艘造价预计超过50亿美元。若采用引进技术、本土化建造模式，叠加反应堆技术授权、设备采购、船坞改造、人才培训、岸基配套设施建设等费用，投入将进一步增加。此外，核潜艇的日常运维、核燃料更换、辐射检测、废料处理、退役处置等全生命周期成本极高，需要长期、稳定的巨额财政支撑，将给日本财政带来沉重压力。
国内民众反对强烈。第二次世界大战核爆的历史记忆，让日本民众普遍存在浓厚的反核情绪。多数日本民众认为，核潜艇属于进攻性战略装备，与和平发展理念相悖，盲目推进只会加重财政负担、损害日本自身安全利益。近期，日本多个民间团体联合发表声明，公开反对政府研发核潜艇，表示此举严重违背“专守防卫”原则，会打破区域安全平衡，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