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在8月15日举行的日本“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上，石破茂作为日本首相时隔13年直接表明“反省”，引发外界广泛关注。但与此同时，“8·15”讲话的背后是各种势力的激烈交锋，反映出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整体性倒退。
作为稳健保守派的“政策通”，石破茂的历史认知向来被认为较前首相安倍晋三等保守派政治人物更具反思性。尽管迫于国内多方压力，石破茂未能延续逢十发表正式“首相谈话”的惯例，但依然试图通过在官方追悼仪式上的致辞展现其个人特色，对外传递出一种精心构建的“平衡”历史观。
首先，石破茂直接提及“反省”表现出一定的积极历史认知。与安倍晋三在70周年谈话中将“侵略”“殖民统治”“道歉”等关键词“过去式化”的间接表述方式不同，石破茂选择了相对直接的表达方式。他明确表示“必须将战争的反省和教训铭刻于心”“不能再走错误道路”。这是日本首相时隔13年在战败日致辞中直接提及“反省”，虽然没有像1995年“村山谈话”那样直接使用“由衷道歉”这一明确措辞，但至少在形式上回归了日本政府通过“村山谈话”确立的基调，可被视为一种旨在安抚亚洲邻国感情的表态。
其次，石破茂回避“加害责任”，延续了日本主流二战史观的消极本质。石破茂在表达反省之意后，迅速将重点转移到日本战后的和平发展和对未来的承诺上，强调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战后历程以及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这是日本历届内阁回避历史责任的惯用叙事手法，一是以“现在的和平贡献者”形象掩饰“过去的战争加害者”身份，二是通过对未来和平的抽象承诺回避对过去战争责任的深入追究，试图在道义上争取国内外的理解与支持。
围绕石破茂是否发表80周年谈话，日本政坛经历了一场激烈“暗战”。石破茂既希望修复与邻国的关系，又忌惮国内右翼保守势力反弹，因而试图在抗衡右翼的历史修正主义与回应亚洲邻国压力之间找到一个妥协点。作为折中产物，石破茂的表态实则延续了日本战后在历史问题上的一贯首鼠两端策略，将反省抽象化，淡化加害责任，把历史教训简化为一种模糊的道德口号。
在历史问题上，日本政府以1995年“村山谈话”、2005年“小泉谈话”和2015年“安倍谈话”为基本立场，作出过不同程度的反省和道歉，但总体立场呈现逐渐倒退之势。“村山谈话”首次承认日本对亚洲的殖民统治与侵略行为，并表示“深刻反省”和“衷心道歉”。但此后历届政府逐渐淡化这一立场，近年来仅笼统声称“战后历届内阁立场没有变化”。在对二战的称谓表述上，日本国内一直沿用“那场战争”“太平洋战争”“日中战争”等中性表述，刻意淡化侵略本质和战败结果。
日本的修正主义二战史观还体现在东京审判、靖国神社、“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诸多具体问题上。随着日本政治右倾保守化不断发展，坚持护宪立场、主张对亚洲国家诚恳道歉的左翼势力式微，右翼势力则加快历史重构，宣扬“村山谈话”和就“慰安妇”问题道歉的“河野谈话”为“自虐史观”，妄称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不公正审判”，大肆渲染日本作为“战争受害者”的牺牲和悲情，甚至宣扬“殖民有功论”。右翼团体通过网络造势、出版书籍、举办讲座、游说政客等方式，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这种持续美化、篡改历史的修正主义动向，导致整个日本社会舆论和民众历史认知十分模糊。
在修正主义二战史观的潜移默化影响之下，日本年轻一代普遍不了解历史。日本国内的主流二战叙事刻意忽视日本对亚洲邻国的侵略殖民罪行，并长期偏重于强调自身的“受害者”身份。浓重的“受害者”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日本作为“加害者”的集体责任。同时，日本右翼势力极力煽动“道歉疲劳症”，宣称日本政府战后多次道歉并未换来中韩等国的“谅解”，提出“不能让子孙后代永远背负谢罪宿命”等论调。这背后是日本在“战败国”身份标签和“正常国家”诉求间的摇摆，以及战后长期未能建立起一个清晰且被邻国接受的国家身份的深层焦虑。
日本在历史认知上矛盾纠结的心态，是政治机会主义、社会记忆断裂和国家身份焦虑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战败80周年的“8·15”已经过去，石破茂政府仍有机会在9月2日正式签署投降书纪念日表明态度。只有当加害国的诚意能够被受害者所接受时，历史和解才能成为可能。日本要想作为一个负责任国家真正屹立于世界，就必须拿出超越短期政治算计的勇气和智慧，作出更加明确和负责任的表态。这不仅是对亚洲邻国的交代，更是事关日本国家未来的抉择。是继续“负重前行”，还是争取“卸下包袱”，选择权在日本自己手上。（作者项昊宇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