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于10月17日举办了主题为“一年一相后的中日关系走势”青年学术沙龙，现将与会者精彩发言摘编以嗜读者。
王星澳（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日本的结构性经济困境与可能前景分析》
10月4日，高市早苗在当选自民党总裁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现在日本的通胀是由成本推动的，但需求推动的通胀才是最佳的通胀模式。她再度强调，“政府对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均负有责任”，并援引日本银行法第四条内容，强调日本银行必须同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和充分沟通，以确保其政策同政府的基本经济政策方针相一致。为此，还将审查2013年政府同日本银行发布的共同声明，暗示可能对日本银行的金融政策施加压力。这表明，高市不仅期待进一步削弱日本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还希望干预其加息措施，以遵循“安倍经济学”的财政货币政策模式。
高市试图限制日本央行的加息政策是可以理解的。她主张增加政府投资并推行减税政策，还将增加补贴以应对物价上涨。这些措施都将加大财政支出或降低财政收入，因而必须依靠增发国债才能维持财政收支平衡。
然而，日本的经济形势较安倍经济学推出之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供给的角度看，一国的产出主要由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服务和劳动投入构成，而日本经济在上述三个方面均面临较大压力。首先，日本当前的劳动生产率低下。新冠疫情之后，日本在OECD国家中的劳动生产力排名迅速下降，至目前日本的劳动生产力已经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其次，日本的人口就业结构变化导致总工时增长乏力。尽管作为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成果之一，日本女性就业人数整体呈增加趋势，但是日本的人均年总实际劳动时间较2012年的1765小时下降至2022年的1633小时。而且，随着未来日本总人口的减少，总工时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对外来劳动者的吸纳情况。最后，日本庞大的债务规模亦严重束缚了日本的财政政策与经济政策空间。日本财务省预计，至2025年末日本国债规模预计将达1,129万亿日元，而2025年日本政府利息支出10.5万亿日元，而总支出约为115.2万亿。在此背景下，利率上升将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压力。
倘若高市早苗选择重新恢复宽松货币政策，通过修改同日本银行的协议提升通胀目标，将使得日本迎来更为巨大的通胀压力，招致日本民众更加高涨的不满情绪，对政权稳定产生冲击。而且，重新恢复低利率政策将使得生产率低下的“僵尸企业”得以继续挤占社会资源，阻碍日本整体生产率的提升。换言之，重新恢复安倍经济学将加剧日本经济的滞涨风险，且显著提升日本政权的脆弱性风险。
在短期内重视财政纪律、实行紧缩货币政策虽然有助于缩小政府债务水平，促使低效率企业快速出清，为此后长期的日本经济增长及政府经济政策提供更好的基础，但短期内经济的迅速下行会对政府带来巨大的民意压力，在日本政治碎片化背景下将对自民党联合政府的政治魄力提出极大挑战。
鉴于此，对于日本政府而言，最具合理性的经济政策组合是结合通胀情况渐进推进加息，并且针对有助于提升企业生产率的数字、半导体及绿色转型等战略性产业实施针对性的财政补贴及扶持性政策，并且持续推进结构性改革，以改善日本经济的供应基本面。在此背景下，尽管低效率企业的破产依旧无法避免，日本政府的信用水平也将再度扩张，但日本经济能够在可控的衰退之后获得更好的基本面，并依托新兴的数字产业及绿色产业迎来新的增长期。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当前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提升了日本政权的脆弱性风险，并且巨大的国债规模压缩了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空间。而且，由于在短期内日本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不足所导致的通胀压力，因而若高市早苗上台后重新实施需求侧刺激政策无助于解决问题，甚至有诱发滞涨的风险。考虑到日本的政治碎片化形势，高市早苗可能的政策选项还是维持当前利率的正常化货币政策并实施战略性投资，以此恢复资本成本的价格信号，促使资源合理再配置以提升生产率，最终形成经济的正向循环。
